在英国工业化进程中，棉纺织业是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和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础。体系化创新是棉纺织产业崛起的核心机制，其相互强化、联动的创新模式，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形成的创新合力效应保持了英国棉纺织产业持续的竞争优势。技术创新提高了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工厂制度创新使棉纺织业得以规模化生产；信贷金融创新解决了新兴棉纺织业的资本难题；资源的全球配置既控制了原棉的供应来源，又不断开辟新的销售市场；企业家创新则使生产要素新组合成为可能，促进了诸要素间的协同与整合。体系化创新是英国棉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原因。

  作者马瑞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安 710119）；杨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 710119）。

  棉纺织产业是近代第一个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大工业，长期以来激发着国外相关学者的研究兴趣，涌现出诸多优秀而深刻的著作。这些研究多从技术变革、棉纺织品贸易、世界市场等方面着墨，对英国棉纺织产业的创新意义重视不够，因此，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而且，伴随着对重工业和新兴起的产业的关注，学术界逐渐忽视了棉纺织产业的历史意义。国内研究成果虽日趋丰硕，但仍缺乏系统性、全面性考察。为此，本文基于创新驱动体系，聚焦于英国棉纺织产业，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新近资料，从技术变革、工厂制度、信贷资本、资源全球配置以及企业家等五个创新要素展开分析，以期对英国工业化阶段棉纺织产业的发展进程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18世纪60年代，被大部分历史学者觉得是英国工业连续变化和发展的年代。从此时开启的工业革命，在近乎一百年的时间里，缔造了英国经济持续增长、国民收入不断累积的新时代，成为英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棉纺织产业作为工业革命的“龙头”行业，率先以创新驱动发展，走上机器化生产的高效模式，以此引领并推动其他工业领域的持续变革，成为英国早期工业化的核心产业。有学者指出：“工业革命的过程就是棉纺织业发展的过程”，其产生的巨大力量“将工业化这个滑翔机拉着飞上天空”。因此，“无论是谁，谈论工业革命，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在谈论棉纺织业”。作为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动机和核心产业，棉纺织业的发展“不同于以往的历次革命，关键的事实是这场革命取得了成功；它没有随着经济生活转入停滞而销声匿迹；由它开创的长期经济稳步的增长最终变成‘持续性的增长’。在英国工业化的最初阶段，没有别的工业的重要性堪与相比”。

  棉纺织作为传统手工业生产，“源于古老的印度”。近代以前，东方棉制品通过陆上贸易向周围地区缓慢传播，新航路开辟之后广泛出现在英国市场。“1514年，英国纺织品制造条例的一个规定中，棉布曾被提及”。17世纪初，英国市场上慢慢的出现大量东方棉织品，其不断涌现得益于东印度公司与东方的贸易。市场的巨大需求与社会风尚结合使东方棉制品成为东印度公司最主要的贸易货物。据统计：“在1664年，英国公司每季度进口的棉织品总量达到100万件，总值是公司进口全部外来物品总额73%，20年后，棉纺织品的进口量上升到150万件之多，占公司进口总额的比例达到83%”。东方棉制品在英国市场引发的狂热导致传统毛纺织利益者的频繁骚乱，“那些被长期失业激怒了的织工，在街上攻击那些身上穿着棉织物的人，并把他们的衣服撕坏或烧毁；甚至商店也遭到了袭击和掠夺”。为此，英国议会不得不在1700—1721年间多次颁布禁止印度棉布的法令。

  然而，“禁止进口印度棉织品的保护的方法促进了或者说培养了一个‘进口替代’过程，高关税和直接禁令促进了英国对印度棉织品的仿制和替换”。英国最初与棉花相关的生产，来自国外新教移民。“1500年左右，毛—棉混杂的新呢绒在法国北部及低地国家生产，后因宗教动乱，新教徒将其带到英格兰地区”。在市场诉求与法令禁止的刺激下，英国兰开夏郡棉麻混纺的粗斜纹布开始发展，并于1736年在曼彻斯特法案中获得了允许制造粗斜纹布的合法地位。随后，英国棉纺织业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持续、快速的提升，这可从原棉进口和棉纺织品出口充足表现出来。1700年，英国进口原棉139.6万磅，1720年上升到196.8万磅，1760年增加到235.9万磅，1780年则突增到687.7万磅，1800年达到5601.1万磅，至1819年比1800年增加近两倍，达到1.4974亿磅。从棉纺织品出口总值看，1780年已达到35.506万英镑，1790年增加到166.2369万英镑，1802年再上升到762.4505万英镑，二十年左右出口总值增长20余倍。19世纪棉织品出口总值持续增加，1810年为1895.1994万英镑，1820年上升至2253.1079万英镑，1830年这一数字则达到4105.0969万英镑。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被认为是经济奇迹，是一个神话。

  棉纺织工业的惊人增长，带动了英国经济的“起飞”，推进了工业革命的到来。英国棉纺织直接或间接的产业关联和示范效应带动整个工业体系的变革，对经济的全面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机器化的生产模式很快扩散到毛、麻纺织，使机械工程和金属制造业得以兴起和发展。“当动力织布机在棉纺业中出现之时，它不久也就适用于羊毛、麻纺和丝绸”。同时，棉纺织的发展推动了净棉机、梳棉机、自动卷扬机、漂白机、整染机等机械设备的发明和应用，组成了各种工序的机器体系。其次，棉纺织业所获得的利润为其他部门工业化的起步提供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在长期领先的棉纺织工业革命后，炼铁业也发生革命。不过铁路、轮船和各种机械装备要求巨额投资，但提供的利润不丰……棉纺织工业的利润无疑为工业化支付了第一批账单。一个周期推动另一个周期”。恩格斯对此论述道：“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前进运动会传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门……随着棉纺业的革命化，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可以说，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和核心，正是围绕着棉纺织产业，其他制造业才得以快速成长和发展。最后，英国棉纺织产业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推动了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的扩散，产生的巨大效应使其深入到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中。“在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每一个独立的国家都在建立自己的棉纺织产业，以其作为经济发展、工业强大和国家活力的标志。因为在这一时期，棉纺织业成为现代经济繁荣的同义词”。

  英国棉纺织产业之所以能在较短时期发展起来并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成为早期工业化的核心产业，与其适宜的自然条件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等诸要素分不开，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体系化创新的发展路径。创新驱动是英国棉纺织产业崛起的核心机制，其体系所产生的创新合力效应是英国棉纺织产业增长的驱动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之所以能够形成创新驱动机制，得益于英国传统的乡村毛纺业和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它们成为棉纺织工业实现创新驱动的先决条件。毛纺业连续几个世纪的发展为棉纺织业奠定了坚实的技术、组织和市场基础，且其不受传统社会制度的束缚，有利于采取创新措施。国内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则为创新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传统地主—农民两极式结构逐渐转变为地主—资本家—工资劳动者，有助于商业开展和创新。“在大不列颠，产业是很安全的；虽不能说完全自由，但与欧洲各国比较，总是一样自由或者更为自由”。由此，改善个人境遇的强大力量促发英国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创新驱动机制便在新兴的棉纺织工业发展中得以启动。

  美国管理学专家迈克尔·波特将创新驱动视为一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第三发展阶段，高于依靠自然资源、劳动力、投资等生产要素驱动的发展，其逻辑表明，只有创新驱动才能推进产业经济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创新驱动发展，主要是对生产各要素“执行新组合”，其生产要素包括：（1）采用一种新产品；（2）采用一种新方法；（3）开辟一个新市场；（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②也就是说，依靠技术、生产组织制度、资源的配置模式以及人的智力等无形要素，对有形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进行新的组合创新，以此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实现产业经济的持续增长。近代英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进程与创新驱动联系密切。可以说，棉纺织产业既是刺激创新的主要载体，又是创新的焦点，其创新驱动体系主要有五个层面的变革发展：技术创新突破生产瓶颈，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工厂制度创新使棉纺织业得以规模化生产，是产业扩散、集聚的保障；信贷金融创新解决新兴棉纺织业的资本难题，扩大投资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资源的全球配置模式创新，不仅控制原棉的供应来源，而且不断开辟新的销售市场，是实现产业升级、经济持久增长的动力；企业家的创新使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成为可能。新组合间相互强化、彼此联动的创新模式推动了英国棉纺织产业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棉纺织产业在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飞速发展的关键原因。

  英国棉纺织业发展进程的核心机制是创新驱动的体系化模式，而其首要的引擎是技术创新。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和标志，技术进步是支撑生产力巨大飞跃的保障。在英国，“大约从1760年始，一个新的发明浪潮席卷而来”，棉纺织技术出现诸多创造，打破纺织生产瓶颈。此后，各类新式机械装置的发明轮番登场，专利数量不断增加，“从1771年至1780年，这十年颁发专利297项，1781年至1790年增加至512项，1791年至1800年则达到655项”，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发明时代”。棉纺织技术进步的协同衍化突破了传统手工生产的瓶颈，催生了棉纺织工业的机械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18世纪纺织行业的技术发明引发了连绵不绝的创新之路。1733年“飞梭”的发明被“视为一切其他发明物的开端的那一个”，开辟了棉纺织业技术创新之先河。飞梭的自动往复装置减少了人力的需求，极大地提高了织布的效率，增加了织物的宽度，很快在纺织部门中普及开来。飞梭产生的效应并未止于此，它打破了纺织工业中纺与织的平衡，“在正常状态下，它们应该同步前进，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来的纱量应与人们在同一时期内所能织的织物量相称。织机不应因缺纱而停开，纱厂也不应因纺的过快而遭受停工的危险”。飞梭的广泛使用刺激人们去寻找更快的纺纱方法。滚轮式纺纱机是“由约翰·怀亚特发明，后经刘易斯·保尔改良，最终在1738年注册专利”的机器纺纱机，虽然没能成为影响后世的纺织机器，但是它为具有决定性的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改变棉纺织工业面貌的技术创新伴随着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而到来。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是模仿手工纺纱工的动作，“他最初想法是看见地上有一个侧面歪倒的纺车，车轮和纺锤可以继续地运转”，其“结构简单，制造成本相对较小”，优点是可以调节纺线的速度以及绷紧轴撤回的频率，纺出粗细更加均匀的纱线。珍妮机极大提高了纺纱的生产效率，“在1770年，它的专利模型上有十六个锭子，仅仅一年之后，它的每边增加到二十八个锭子，到了1784年，则达到了八十个锭子，比一个锭子的纺纱机提高了八十倍”。珍妮纺纱机弥补了纺纱工人跟不上飞梭织布的速度，为棉纺织工业未来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可能。1768年，阿克赖特成功制成水力纺纱机，它与早期滚筒纺纱机不同的是采用一系列的滚筒和滑轮，借助水动力，将粗纱纺成细纱，纺出的棉纱非常坚固，这种具有韧性的棉纱结束了棉麻的混纺时代，英国棉纺织业由此实现了线年，克朗普顿发明走锭纺纱机（骡机），“他将水力纺纱机的罗拉与珍妮纺纱机的移动式滑架相结合”，两者优点的有效联结可以纺出既结实又均匀的棉纱。据统计，“1788年使用骡机的数量大约有5万个，到了181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460万个”。此后几十年，纺纱机不断改进升级。1825年，罗伯特取得自动走锭纺纱机专利，它以蒸汽驱动滑轮带动传动带，从而纺织纱线。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以及骡机，是英国棉纺织工业由传统手工生产向机械化大生产过渡过程中，创造出的最重要技术成果。

  “一个制造工序阶段的加速发展会给其他一个或者几个制造工序阶段的生产施加巨大的压力，从而要求进行新的创新以校正这种不平衡”。纺与织的技术创新深刻表明了这种应战模式。机器织布的创新来自埃德蒙德·卡特赖特，1785年，动力织机的发明显示了动力纺织并非不可能。随后，詹姆斯·刘易斯·罗伯茨的自动织机问世，实现了织布的自动化。据统计，在1803年，英国自动织布机只有2400台，到182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5万台，1845年时，则增加到25万台。技术创新使动力织机与传统手织机的功效比上升至7.5∶1，在1826年，一个看管两台动力织机的15岁男孩的工作量可以比手工纺织工人多15倍以上；1833年时，一个年轻男子在一个12岁女孩的帮助下可以同时照管4台动力织布机，其产量可以达到一个手工织布工工作产量的20倍。18世纪30年代以来，正是一连串的技术发明与创造推动了纺织业的机械化操作，而正是这种机械化操作极大地提高了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英国现代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

  除机械联动装置的发明外，有关新型能源的利用以及与化学有关的新工艺变革同样是纺织技术的重大创新。水资源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广泛用于工业生产中，但伴随着棉纺织技术的变革，“如果找不到一种比水资源更有效率的动力来带动机器，棉纺织业的进步很快就会受到限制，不能进一步发展”。蒸汽机的出现使棉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为‘骡机’纺纱机提供了可靠的和连续不断的动力”。漂白是棉织品最后一道不可或缺的工序，“当水纺机和骡机代替了手纺车后，英伦三岛再也没有足够的廉价草地或酸乳用于漂白兰开夏出产的布匹”。18世纪末，氯气的发现为漂白工艺带来变革，1785年被实验证明可以作为纺织物的一种强力漂白剂，1788年，格拉斯哥漂白师坦南特用石灰水与氯气作用得到漂白液，再加工制成固状漂白粉，随后建立的漂白粉化工厂第一年“就生产57吨漂白粉，1810年增至239吨，1825年为910吨，1850 年为5719吨，到1852 年，大不列颠全国产量达到13100吨”。“如果没有这种新颖的漂白方法，英国的棉织品制造业就几乎不可能达到19世纪那样庞大的规模。”正如贝恩斯所说：“化学学科在促进和完善操作方法方面所起的作用，至少与机械科学在促进和完善制造业的各种操作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它同机械学、消费风尚一起构成了棉纺织产业的三大支柱。”

  18世纪中期以来，棉纺织领域所开创的一系列技术发明，突破了传统纺织的生产瓶颈，极大地促进了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技术创新构成了棉纺织产业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因素，其创新机制的动力主要源于市场需求机制的拉动。东方棉织品的涌入引发了早期英国社会服饰的变革，印度棉织品质地优良，干净舒适，易于洗涤而不褪色，成为英国各阶层妇女追求的对象，不仅如此，绅士也对棉制品抱有浓厚兴趣。“正如1670年一位资产阶级绅士所说的：‘我这件衣服是用棉布制作的，我的裁缝告诉我，只有高贵的人才在早晨穿着它’，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印度棉织品的鲜艳颜色和丰富的图案设计着迷的人……据说，当时的消费者陷入了一种对印花棉布的狂热”。因此，英国议会频繁颁布的禁令都没有改变人们对印花棉布的喜爱。18世纪20年代颁发禁令后，英国的能工巧匠对东方棉织品进行仿造，以弥补市场的需求来获取财富。正如当时的社会风潮，“如果一个人不能拥有印度原装进口的印花棉布，他也会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相对适度的模仿品”，以市场需求引发的技术创新机制促进了英国棉纺织业的崛起。

  因市场需求而引发的技术创新机制，带来了棉纺织部门机器生产的广泛应用，蒸汽新能源动力的利用以及化学领域漂白、印染方法等的创新变革，它们之间的相互协同衍化使棉纺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实现飞速提高，技术创新构成整个棉纺织业体系化创新的核心。然而，外生和线性的技术进步并非只是“冲击—反应”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商业化模式以及原材料供应和贸易出口等的协同整合，技术创新只能是“潜在的力量”。棉纺织业必须以诸要素整体的创新驱动为基点，才能实现产业创新，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工业革命时期，棉纺织产业在生产组织制度上的变革是诱发技术创新力量的保障，是其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值的必要因素。技术进步与生产组织制度变革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棉纺织产业的发展。

  棉纺织产业的发展进程离不开生产组织制度的创新，即从纺织品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体系到工厂生产体系的革命性变化。工厂制度创新使棉纺织业得以规模化生产，是棉纺织产业扩张的保障。从发展渊源看，工厂制度建立在英国早期作坊制、家庭制及其手工工场制基础之上，再伴随18世纪中后期一系列技术创新而兴起。工厂制度的创新为企业内部进一步分工、资本的集中以及劳动纪律等企业管理活动创造了优势条件，由此成为棉纺织业的主要生产组织方式。全世界工厂制发展所呈现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模仿了英国的工厂制度。工厂制度的创新推动了英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为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重要基石。

  手工作坊是英国近代早期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出现于中世纪晚期行会之中。此时分工尚未出现，作坊规模较小，集商品生产与销售为一体。家庭制生产是英国早期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是一种分散在乡村的工场手工业活动，主要体现在英国旧式毛纺业中。其“工业是掌握在许多老板兼工匠的手中，他们每人都有很小的资本。他们从商人那里买进羊毛，在自己家里，得到妻儿的帮助，还有几个工人，在有必要时他们也把羊毛染色，使羊毛经过制造上的种种演变直至成为未整饰的呢绒为止”。手工工场制作为英国近代生产组织形式，其劳动与资本分离，它有效地使被雇佣者聚集在所有者的作坊里，有秩序和守纪律地劳动。但是，设备简单，固定资本较少，与后来伴随大机器生产而创新的组织形式截然不同。随后，当商贸扩张、市场扩大，劳动分工进一步细化，集中制手工工场得到发展，它已具备近代工厂制的若干特征。“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为工厂制度创新奠定了必要前提，在18世纪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催生了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即工厂制度。

  工厂制度创新首先诞生于棉纺织工业中，第一次实现了对生产要素的集中管理，劳动分工进一步扩大，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保障了生产的规模化。值得注意的是，棉纺织领域工厂中的创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过渡形成的。初期阶段的棉纺织工厂，存在时间较短，它是从事该行业的个体工匠逐渐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是家庭之间以专门的合作关系建立，或者是一个企业主和一个熟练技工合作，再雇佣部分工匠开始运转。梳棉工人、纺纱工人以及织布工人分享共同的生产场所和主要设备，将原本以家为单位的工作地点搬到了租赁的车间或者是改造过的谷仓之中。从时间和性质上看，这种集纺纱、织布、梳棉于一体的场所并非英国棉纺织工厂的主体，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工厂，其被仿效的程度远不及第二类，即通过技术进步所建立的专门化生产工厂。

  18世纪中期以后，由于棉纺织部门中技术的不断革新与发展，纺织订单不断增多，原有的场所太小，人们不得不寻找更合适、规模更大的工作场地以满足技术的和市场的需求。伴随着珍妮机、水力纺纱机等技术创新，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开始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个专业化工厂被认为是“阿克赖特建立的首个克罗姆弗德棉纱工厂，这是工厂制度的起源，以后所建立的工厂都是依据他的样板建立的”。为了寻找更大的厂址建立工厂，阿克赖特走遍了德比郡、约克郡以及兰开夏郡寻找河流建造工厂。1771年，阿克赖特和他的合伙人在德文河谷建立了第一个纱厂，它依靠湍急的河流和丰富的水源提供动力。此后，棉纱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一个大型的棉纱厂普遍有5到6层的建筑，阿克赖特式的水力纺纱机，最下面的两层通常是用来放置纺纱机，因为这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震动很厉害。第3层和第4层放置梳棉机、抽纱机、棉条机。第5层用来做卷纱、叠纱和拧纱以及其它成品上进行的工序。第6层通常是顶层，是用来放置弹絮机、开包机以及采棉机，这些机器在一家大型棉纺织厂当中都有很多台。”

  阿克赖特式的棉纺织工厂成为标准样式，以致“我们所有的眼睛都开始盯在他身上并模仿他的建筑模式”。1784年，兰开夏郡有41家水力纺纱厂，德比郡有22家，诺丁汉郡有17家，到1800年，使用水力纺纱机的棉纱厂达到300余家。生产组织制度的创新模式不断普及，而新型动力的出现使其得到进一步扩展。19世纪最后10年，阿克赖特式的工厂体系逐渐受到挑战。棉纺织厂主不再局限于一种工厂模式体系，蒸汽机的发明利用，为棉纺织工厂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能源，他们开始安装蒸汽动力以取代水力驱动。对整个工业经济而言，蒸汽机的安装，极大地解放了棉纺织工厂只能建立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区位限制，为工厂的选址带来更大的自由度，也促进了工厂制的流行。“这时期的工厂已经发展成为新式的多层楼房建筑，且一般都设立在城镇附近或者是大城市之中。”生产组织制度的创新势不可当，工厂日益成为一切工业领域的主流生产方式。“在那里，人们借助于由水力、蒸汽力或任何其他机械动力发动的机器来工作，把棉花、羊毛鬃、丝、亚麻、、黄麻或麻屑等进行准备、制造、加工或改变为某种形状。”

  必须说明的是，在工厂制度促进棉纺织产业发展之初，其主要集中在机器纺纱方面，手工织布经历了漫长的消退期。但是，工厂制度下的机械化纺纱无疑提高了织布的生产效率。纺纱与织布工厂分离是英国棉纺织产业发展的一大特点，主要是因为对海外销售市场的依赖，多样化的订单种类决定了英国纺织工厂的分离形态，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更有助于提升棉纺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至19世纪中期，英国棉纺织工厂在地理空间上展现出集聚的态势，主要分布在东米德兰（以德比和诺丁汉为其主要中心）、兰开夏郡东南部（以曼彻斯特、利物浦为中心）以及紧邻的柴郡西北部和苏格兰的克莱德盆地（主要以格拉斯哥为中心）。其中，围绕兰开夏郡东南部形成两大主要的纺织工业中心区：一个是以曼彻斯特为核心的兰开夏郡东南部棉纺织工业群；另一个是以利物浦为核心的默西河沿岸中心区。据统计：“1838年，英国主要的四大棉纺织工业区总共有棉纺织工厂1620个，其中柴郡有166个，德比郡有95个，约克郡有173个，而在兰开夏郡，则达到了1186个棉纺织工厂。”

  工厂制度极大地提高了棉纺织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使棉纺织产业得以扩大生产，规模经济的巨大效应开始体现。据统计，整个联合王国的原棉消耗量从1800年的5200万磅增加到1830年的2.48亿磅，1850年则增加到5.88亿磅。同时，由棉纺织业所兴起的工厂制度创新渗入并延伸到其他各个工业部门中，推动了整个英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例如，詹姆斯·瓦特和马修·博尔顿合伙在伯明翰附近建立的索霍工厂，提图斯·索尔特在利兹和布拉福德之间建立的索尔泰尔毛纺织工厂以及韦奇伍德建立的陶瓷工厂。工厂制度创新从整体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组织方式。“新工厂制度的维护者对这种情况感到骄傲，宣称它为未来的完全自动化开辟了可能性；它在安德鲁·尤尔的《制造业哲学》（1834年）一书中则被誉为‘通向水陆世界的伟大文明使节’。”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同现代其他工业一样，18世纪中后期英国棉纺织企业要寻求发展，首先面临的是资本的筹集和投资。“实现新组合的场合，我们必然地要在某个地方碰见资本在起作用”。资本是一个经济发展杠杆，是将诸多生产要素引向新生产方向的手段。凭借充实的资本要素，可以实现工业经济的发展。在18世纪，英国银行业的兴起为信贷创新提供了可能，“信贷创新是一个把现有资产灵活运用起来的问题”，将社会暂时闲散的资金集聚，为产业发展服务的创新机制。信贷创新提供的资本供应缓解了工业发展的投资问题，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充足血液。可以说，正是因为信贷金融创新，解决了新兴棉纺织工业的资本难题，成为英国棉纺织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推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棉纺织工业最初的资本投资并非只是来自银行信贷资本，而是靠工厂主的自有财产，或者亲戚好友的帮助起家，再以所获利润的再投资即积累进行扩大再生产。这种形式的出现部分源于一个被禁止的新兴行业充满不确定性，为投资带来巨大风险。霍布斯鲍姆认为，“18世纪掌握着大部分可供投资资本的有钱人——地主、商人、船商、金融家等等——不愿意把钱投资在新兴工业上。因此，新兴工业经常不得不靠小规模的积蓄或贷款起家，借由所获利润的再投资而得到发展”。“早期的机器，纵然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事物更为复杂，不过是简易的初级的木头制品，其产量小的惊人。在1792年，一台40个纺锭的珍妮机价值约6英镑；预梳机和梳理机按滚筒宽度来算，每一英寸价值一英镑；30个纺锭的粗纺机价值10英镑10先令”。因此，早期棉纺织业易于小资本经营，以自己微薄的积蓄进行投资是完全可以的。例如，威廉·拉德克利夫在1785年用自己做织工时储蓄起来的工资，买了几架手摇的纺机和当时刚刚出现的珍妮纺纱机，在找了一个简陋的场所后就开始投入生产纺织品。18世纪末，拉德克利夫已经建立起一个由数百人织布、纺纱的工厂。

  因此，在英国工业化早期阶段，“特别在棉纺工业中，几乎任何人都可使自己成为工业家。装置一台纺纱机的全部所需只是小小的一笔资本和雇佣一位有足够技术堪当工头的工人……”阿克赖特在建立自己的第一个工厂时，其投入的资金数量仅为1500英镑，随后规模更大的纺织工厂也只有3000英镑。工厂中生产的棉纺织品能够在较短时间里弥补资本的费用。有学者估算，在早期的棉纺织工厂中，住房和厂房等只占总投资的七分之一甚至是八分之一。所以，在棉纺织业生产中，入门的要求不很严格，工厂主完全可以靠集中个人资本、向亲戚朋友借贷以及租赁设施而发展生产。

  然而，以个人储蓄小资本起家的棉纺织工厂主，毕竟是少数，其更多的则是凭借信用关系，向银行家借贷而获得原始资本。“就产业发展而言，信贷起着一种根本性的作用，而考虑这种作用，对于理解全部经济过程是极关（极为——笔者注）重要的。”信贷创新为产业发展服务，这是棉纺织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在新兴的棉纺织行业中，起初单位成本的构成都不是很大，其资金的消耗依次主要是原棉、机器设备、劳动力及其折旧修理以及捐税和保险等。关于原棉的消耗，在棉纺织工业发展的早期可以通过商业信用如赊购或者支付一部分预付款的形式进行，即从原料所有者手中获取棉花，等到加工成纺织品赚取利润后再支付原棉费用或者将其一部分抵押，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工业生产的资本需求，有利于棉纺织行业的兴起。许多历史性的交易都记录着原料供应商常常让制造商有4—8个月的赊欠期，来支持小的制造商，这一段时间足以让织造主将原材料加工成产品，出售给批发商换取利润，商品批发商有时也可能用现金或票据向制造商预先付款。

  在棉纺织业初期发展过程中，其固定资本占有比重相对较小，其中许多工厂都是租赁的废弃厂房，稍加改装，就可以投入简单使用。“在早期的纺织厂中，住房和厂房等固定资本占工厂总投资的1/8—1/7”，相对来说比例较小。因此，应该注重的是流动资本的投入，主要以劳动力工资收入的支付为主。此外，经过近一轮的初期发展后，棉纺织机器开始变得复杂而昂贵，特别是蒸汽机的投入使用，工厂扩大规模，这都需要进行大量资本投资，个人储蓄和简单的信用契约已不能正常循环流转，以银行为主的信贷创新便成为工商业资本的主要来源。17、18世纪，英国银行业有很大发展，成为资本市场上资金筹集的重要渠道。有学者指出：“18世纪的英国，在经济领域发生两场革命，一是北部的工业革命，一是南部的金融革命。”金融革命即主要以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形成为主。“17世纪末18世纪初，为应对战争所带来政府财政危机，同时也为了满足经济部门的资本需求，以提供信贷、促进资本流转为目标的银行业在英国迅速兴起。”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主要有三类银行：其一是位于伦敦的英格兰银行，其二是迅速涌现出的地方银行（乡村银行），最后是从英国早期城市金匠发展而来的私人银行。由此形成的全国银行网络，以汇集社会闲散资本，通过贴现票据、短期贷款等促进企业资本的筹集融通、商业流转，推动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

  18世纪初，除英格兰银行及很少的私人银行外，外省的地方银行基本没有发展。1750年，地方银行大概仅有12家左右，但在1784年其数量又达120家，1797年前后为290家，1800年为370家，1810年前后至少有650家。银行的大量涌现使其不断增长业务职能，从为顾客保管存款到向储户支付利息以向他们进行短期贷款。18世纪末，短期商业信贷变得日益成熟，期票和期票贴现也已经在银行和商人之间普及开来。可以说，“在1790至1830年的兰开夏郡，是属于银行与期票的交换时期”。银行对推动棉纺织工业及其他工业化的作用非常明显，这种例子很多，阿克赖特是在诺丁汉时期引起银行家赖特兄弟的注意，给他进行资本投资开设工厂；皮尔爵士在他开办棉纺织业初期就说：“大的困难在于要克服资金的需求来配合事业的扩张。商业的利益要非常的大，才能适合大的扩张需要”；斯特拉特、奥尔德诺以及博尔顿等企业家，都曾在发展自己事业过程中向银行借贷资本。“银行所开展的存贷业务，有利于积累社会闲散资金，并投入缺乏资金的新兴工业部门之中，解决了工业化时期企业的融资问题”。

  金融市场不仅为产业发展筹措资金，解决新兴棉纺织业的资本难题，而且凭借信贷创新扩大了棉纺织产业规模，推动其发展走向新阶段。“资本投资的增加扩大了棉纺织工厂的规模，在1797年时英国有900个纺织工厂，至1834年时，上升到1200个。工厂数量虽没有大范围增加，但原料的消耗则从当时的三千万磅达到三亿磅之多。”这从侧面说明了棉纺织工厂内部的扩展升级。机器设备的增加，突破了一定的规模限制，扩大了自身的生产能力，使其经济效益得以持续不断增长。工厂规模的扩大与金融资本的投资密切相关。据统计，在1819—1821年，英国棉纺织品生产的总产值为每年10650万英镑，1829—1831年总产值为每年21650万英镑，1844—1864年则增加到每年52330万英镑。总产值的迅猛增加正得益于信贷创新扩大和金融资本的巨大投资，因而扩大了工厂规模，使产业发展达到新高度。

  英国棉纺织产业发展离不开新的商业模式驱动，即资源的全球配置模式。控制原棉供应来源，不断开辟新的销售市场，是实现产业升级、经济持久增长的动力。“与英国打入海外商业的第一张王牌即本国所产的羊毛不同，棉花要从外国进口。”“如果没有棉花的大宗进口，很难想象英国会出现纺织业的迅猛发展。”英国在整个棉纺织业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并试图牢牢控制地中海沿岸和西印度群岛、英属印度以及曾经的北美殖民地提供原棉供给的区域，将其进口原料高度集中在利物浦棉花交易港，以利于兰开夏郡及英国棉纺织工厂生产。棉纺织革命所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使其无论“按产品价值、资本投资以及雇佣人员计算，棉纺织业都已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英国远超国内市场需求的棉织品，出口到海外就成其经济发展的必然。以军事强权为前提的原料低成本进口、再依靠国内加工制成品后寻求殖民地出口贸易的商业模式，是英国棉纺织产业规模扩张、持续增长的动力。

  在英国棉纺织工业发展早期，棉花进口主要源于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的巴西等地。“十八世纪初期，英国依靠西印度群岛进口了其所需原棉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至1764年英国进口的原棉总数将近四百万磅，其中有一半来自西印度群岛。”在巴西，仅18世纪80年代就有近800万磅棉花运抵英国。然而，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种植棉花区域狭窄，从1790年起，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的棉花种植园主就无力向英国提供足够的原棉，棉花出口迅速下降。1803年，西印度群岛出口的棉花仅是1790年的二分之一，在英国市场的占有率下降到10%。更重要的是，英国棉纺织业快速发展后，对原料的需求急剧扩大，1800 年所使用的棉花数量需要41.6081万英亩土地来种植，到1860年，则需要占用630万英亩土地的棉田。在英国棉纺织工业爆炸性增长的情况下，棉纺织利益者开始寻求并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料，以供应国内迅速发展的棉纺织产业。

  “几乎在整个18世纪，英国棉麻贸易的原料都是由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东部供应，但是在世纪末，早期较少的货物在大量棉花的需求前显得微不足道，原料的供应地随即转向了北美大陆。”在19世纪英国棉纺织工业发展中，美国南部的棉花供应是最重要的原料来源。“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棉纺织业在美国南部新开辟的各州中找到了原料供应基地。直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一直与它们联系在一起。”据统计，在1815年英国所进口的1.01亿磅原棉中，美国向英国提供了5400万磅棉花，1825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4亿磅，到1835年，美国向英国提供棉花原料达到2.84亿磅，占英国进口总原棉的78%。至19世纪末，全球已经布满了棉花种植园，“历史上第一次，棉纺织资本家借助各种不同的劳动体制——奴隶种植棉花，薪资工人纺织纱线，他们一起轧棉、装卸和运输棉花，帮助英国和欧洲克服产业发展的资源限制。”

  棉纺织产业的全球控制模式不仅为英国提供了全部原料，而且经其生产的棉制品被销往世界各地。在整个19世纪，英国棉纺织工业整体呈飞速增长，棉织品生产过剩使资本家不断寻求海外市场，从欧洲到美洲，从亚洲到非洲。实际上，在1760年棉制品总产量的50%用于出口，1801年增加到62%，1831年虽有所下降，但也达到56%，1851年又上升到61%。棉纺织品成为英国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在其出口市场选择上，19世纪30年代以前主要销往欧洲和美洲市场。1780年，欧洲大陆占据英国棉织品出口的62%，是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地区之和的1.67倍。1790年，英国销往欧洲和美洲的棉织品占其棉织品总出口的77%，1795年达到79%，1800年增加到81%。到19世纪初期，英国棉纺织品在欧美市场份额逐渐下降，1806年减少到70%，次年，又进一步下降至67%。欧美市场的日渐萎靡使英国利益集团将棉纺织市场主体转向世界其他地区，从印度到埃及，再到晚清中国，棉纺织品伴随英帝国的扩张与征服贩运至全球各个角落，以武力殖民、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形式为英国棉纺织品开辟了广大新市场，保障了国内纺织机器的运转，推动了产业的持续发展。由此，“兰开夏郡的工厂不仅将产品销售到欧洲大陆、美洲、非洲，还传播到亚洲地区……它不仅成为欧洲，更成为世界新兴的棉纺织业中心”。

  英国棉纺织工业贸易的兴起与资源的全球配置密不可分，这种商业结构从一开始就在改变世界，由密西西比河流域到兰开夏郡，苏格兰东南部低地再到印度的马德拉斯贸易区。其工业发展的棉花完全是进口的，从西印度群岛到南亚印度殖民地，再到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依靠源源不断的棉花进口，发展棉纺织工业；凭借军事强权，棉制品绝大多数又销售海外，其市场遍及世界各地。英国以战争资本主义驱动棉纺织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企业家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其整合创新的“行动创造了绝大部分财产”，对于产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英国棉纺织企业家的创新行动是对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整合，他们将生产技术、资本投资和劳动者聚合在工厂之中，开展现代化棉纺织工业生产。因此，他们首先是“创新者”，引导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模式；他们是“变革促进者”，推动通常情况不变的社会更有效利用资源。英国棉纺织“企业家的作用不仅是经济体系不断改组的运转工具，而且也是包含社会上层在内的各种要素发生连续变化的传递手段”。他们的地位、名誉与财富同时吸引着国内其他人继续奋斗，即“企业家的能力和进取心创造了新的赢利机会，而这种机会又吸引一大群模仿者和改进者以及一波新投资来开发新的机遇，产生出繁荣的形式”，由此，形成群体性棉纺织企业主的创新行动。在18世纪，棉纺织业作为新兴工业，“为私人企业家展现了一幅无比宏伟的前景，足以诱使他们大胆进行工业革命”。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企业家是密切相关的，工业化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出现一批具有非凡才能的企业家。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初期，工厂主们不畏艰险、披荆斩棘，推动着企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经营模式的创新，他们构成现代第一批企业家，成为促进英国棉纺织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理查德·阿克赖特，被誉为近代工厂之父，对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初期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是第一个真正对新生产要素执行整合职能的工厂主、企业家。阿克赖特本是贫穷的理发师，“青年时期，社会地位非常低，在所有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可以帮助到他”。18世纪晚期，因水力纺纱机的发明和专利权的获得，阿克赖特以信贷方式筹集资本，依靠自身聪明与勤劳，改进机器、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建立并管理棉纱厂，随后不断扩大棉纺织工厂规模和数量。现代意义上第一个真正的工厂，就是在阿克赖特的创新整合之下于棉纺织工业中孕育而生。在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新组合方面的天赋为阿克赖特赢得了名利与威望，据估算，当阿克赖特于1792年去世时，他的财产接近50万英镑。当时人们纷纷称赞：“即使包括那些军事人物在内，阿克赖特为这个国家所带来的荣耀都比其他人多。”他是工业革命过程中最著名的具有创新思想的企业家，是英国棉纺织产业发展进程的推动者。

  罗伯特·皮尔，近代英国棉纺织业巨头，出生于布莱克本地区一个自耕农家庭。布莱克本长期以来是麻棉混纺家庭手工业的场所，其产品被称为“布莱克本布”。勤劳朴实的老皮尔像其他自耕农那样，除经营自家耕地外，还在家里做一些织布的小生意。当棉织品成为社会风尚之时，他将注意力转向少有人知的印染白布方面。18世纪晚期，皮尔家族开始经营棉纺织业，模仿阿克赖特的工厂并与之竞争。作为家族的第二代工厂主和第一位男爵，皮尔从20岁开始，就从父亲那里接手棉布印染业。得到威廉·耶茨提供的资金后，皮尔在伯里附近开办工厂，开始了棉布印染事业，他同样在整合生产要素、执行创新职能方面具有非凡天赋。“罗伯特·皮尔精力充沛，善于营运，能把实际工作中的精明作风和第一流的商业才能结合起来……总之，他和棉布印染业的关系正如阿克赖特和棉纺业的关系一样，成就也是同样巨大的。”

  罗伯特·欧文，19世纪英国著名空想家、慈善家、成功的棉纺织企业主。欧文同前面两位棉纺织企业主一样，小时候家境贫寒，缺衣少食，他是家庭七个孩子中的第六个，贫穷生活让他过早踏入社会，童工经历使他受到很多艰辛与困苦。然而，由于勤勉努力，机智好学，欧文18岁时就在曼彻斯特创办了自己的棉纺织工厂，28岁就开始领导后来有名的新拉纳克纺纱公司。欧文后来回忆道：“从那个时期到现在，棉纺业不断扩大，这是现代工业的奇迹之一，我突出地和积极地参加这个行业达四十年之久，在这个期间，无论在整顿和管理庞大的工厂方面，还是在改善所雇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方面，我都带头作出了榜样，最初只有极少数较大的厂家起而仿效，后来其他的厂家也慢慢地如法炮制了。”

  “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企业家的出现可以促使其他企业家出现，于是又可促使更多的企业家以不断增加的数目出现。”企业家群体的兴起为棉纺织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庞大的人力资本资源。英国的第一代企业家，来源非常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有小商人、工场主、发明家以及贵族等。“工业革命早期的大部分工业家都是靠着很少但又不可以忽略的本钱开始创业的……他们的最大来源是中等阶级的底层人民。”有的出身于乡下农村，有的则来自半农半工阶级。这些出生在普通或者贫穷家庭中的工厂主，开始都是作为工资劳动者，依靠自己生存生活，有了一定的积蓄后，通过自我学习、奋斗获得必要的知识，提高自身的能力。他们大都工作勤奋、生活节俭，从小打小闹开始经营工商，最终积累起巨额财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据统计，英国棉纺织工厂企业家的总数量从1835年的1500人上升到1860年的4000人。

  以阿克赖特等为代表的企业家在工业革命中体现的创新、对生产要素执行的新组合，推进了英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当时的“机器和工厂被视为是可疑的前途无定的新事物”，选择合适的厂址、兴办建厂、商谈进口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销路以及组织生产，都需要极大的创新勇气。阿克赖特是大规模使用机器在特定工厂进行生产的“坚定信徒”，他预料工厂化的模式必成为此后发展主流，使用机器生产的棉纱、棉布一定可以击败印度古老的手工纺织。在讲求工作效率方面，工厂主约瑟夫斯·威尔克斯在购买蒸汽机后，白天用来为棉纺织厂提供动力，晚上则为谷物加工厂提供动力，使机器发挥出最大效用，创造更多财富利润。勤劳是所有工厂主必备的素质，他们“经常早上第一个到达工厂，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工厂”。作为工业革命时期的第一批企业主，他们自身还具有其他特征。“早期的企业家，不仅照例也是资本家，他还常常是自己的技术专家……过去和现在都常常是他自己的买卖代理人，他的办公室的头目，他自己的人事代理；有时甚至在日常事务中是他自己的法律顾问……”“一个人往往集资本、金融、工作管理、商人和销售者于一身。”这种“全能式”人才，整合并协调各要素间关系，推动了棉纺织产业的发展进程。

  18世纪中后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精英式的棉纺织企业家，其创新行为的动机源于发财致富的坚强意志和勤俭节约的新教伦理。“人的欲求与生产发展联系起来，并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他们在每一个可能的领域中冒险开拓，企图攫取最大的财富，正是这样一种追求欲，驱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正是在这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努力赚钱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驱使下，英国早期的棉纺织工厂主才能以极大的首创精神，建立工厂，兴办纺织企业，实现自身与国家的双重强大。杰德迪亚·斯特拉特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位有名的棉纺织企业家，这种欲望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今天我顺着齐普赛河而行，散步调解一下不适的心情，竟不免立即联想到：人类适应潮流的唯一方法就是赚钱，这可从人们的喧嚣、奔忙和急切的面部表情反映出来。尽管这与神学的教义相违背，但事实上赚钱确实是人生的主要之事。”

  棉纺织企业家依靠创新及执行生产要素新组合所获得的经济成就，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地位和荣誉。例如，在1786年，理查德·阿克赖特被英国国王封为爵士，次年，又被选举担任德比郡郡长，名利双收；不仅罗伯特·皮尔获得爵士头衔，而且小罗伯特·皮尔成功走向英国政府的顶端，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保守党首相。可以说，“1763年在乔治三世的加冕典礼上，在实业界的庆贺行列中没有曼彻斯特的棉纺工人和工厂主的代表。而在1820年的乔治四世加冕庆贺行列中，他们则成为最显要的人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为棉花大王举行的加冕典礼”。

  18、19世纪英国棉纺织产业的变革，揭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在棉纺织产业崛起进程中，体系化创新的发生及其相互强化、联动和扩散，使其居于工业革命的核心地位。棉纺织产业的体系化创新表现在多个层面，它以技术创新、高效的工业化生产带来先发优势，为产业飞速增长提供动力，通过信贷资本和资源全球控制的商业形式，支撑起棉纺织产业的持续发展，凭借企业家对诸多驱动要素的协同与整合，形成了体系化的创新模式。由此，19世纪被缔造成英国棉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贸易的世纪。

  技术创新是棉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由此引发了连绵不绝的创新之路。机器发明、新能源利用、漂白印染等技术进步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棉纺织工业走上“起飞”之路。生产组织方式伴随技术进步而创新，工厂制度为大机器生产提供载体，两者相得益彰，实现规模经济的增长模式。资本投资作为新兴产业启动的难题，依靠银行业的创新职能，即以信贷交易解决棉纺织工业的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生产的新组合。资源的全球控制，以战争资本主义为前提，有效控制了原棉的供应来源，加工的棉制品源源不断地销往新开辟市场，进一步刺激了棉纺织产业的发展，诱使并保证其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家是所有创新要素的施动者、掌舵者，承担创新驱动要素间的协同与整合，使棉纺织产业新组合的执行成为可能。创新驱动发展是英国棉纺织产业崛起的核心机制，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到来和英国经济的持续增长。